具体到规划冲突方面，那就是要求某机关在制定规划时应努力避免, 与其他机关所制定的规划相冲突。
第一，当损害太过复杂以至于个体没有激励去提起诉讼，或者是不能够方便地组织起进行集体诉讼，这时事先的政府行为就是可行的。这意味着消费者或者使用者在购买相关产品或者使用相关服务时，他们所要支付的价格将会上升。
此外，美国使用的药品组合也更昂贵。而事后的公共化，则是通过商业保险、社会保障和无过错赔偿基金等赔偿方式由公众一起来承担公共风险。按照桑斯坦教授的解释，现代英美法的主要特征就是补偿性正义，其主要特征是如果一个人伤害了另一个人，诉讼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受害者得到加害者的补偿。[25]由公共化来取代私有化，最基本的原因是在当下的风险社会中，单个主体已经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应对那些公共风险，要将公共风险维持在一个可接受的程度上，必须通过政府规制，从而实现社会的安全和卫生。[3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条指出：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根据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总结民事活动的实践经验，制定本法。
为什么规制机构能够取代法院，或者说政府要取代市场来决定公共风险的程度？在传统的私有风险治理中，一般而言，每个个体所遭遇的风险都是独特的，只有个体之间的侵权诉讼，才能够让损失得以补偿，使不法行为得到遏制。疫苗的大幅度推广降低了众多疾病的诞生，但是由于受体和其他因素，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副作用。除本宪法及法律别有规定者外，年满二十三岁者，有依法被选举之权。
对中华民国宪法予以明确的定位，将有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有助于两岸开启政治谈判的大门。理由有三：其一，从法律效力范围的变迁来看，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地区具有合法性。无论是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还是1954年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从来没有制定发布过在台湾地区废除中华民国宪法的法律或决定。它在大陆地区丧失了合法性的同时，在其实际控制的台湾地区却依然延续了它的合法性，并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直到1971年。
--第三章规定：国民大会依本宪法之规定，代表全国国民行使 政权。1947年11月选举行宪国民大会代表，台湾省共选出代表27名，有名可查者有王民宁、吕世明、余登发、吴鸿森、森吴帖（女）、林汤盘、连震东、张会、张吉甫、黄忠、黄及时、杨金虎、杨郭杏（女）、刘振声、刘传来、谢挣强、苏绍文、吴三连、洪火炼、谢文程。
台湾人民选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参与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和组织中华民国政府的事实，表明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一百六十八条）国家对于边疆地区各民族之教育、文化、交通、水利、卫生及其他经济、社会事业应积极举办，并扶助其发展对于土地使用，应依其气 候、土壤性质，及人民生活习惯之所宜，予以保障及发展。（第二十五条）并规定国民大会由各县市以及蒙古、西藏、华侨、职业团体、妇女团体选出的代表组成。1936年中国政府公布的五五宪草第四条对中国领域范围的规定采用了列举的方式。
[1]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实际上是指它的正当性。而中华民国宪法则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对此予以了明确认定。（第一百六十九条）宪法第四条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第四条）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
（第三条）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台湾是中华民国宪法所确认的中华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华民国人民，台湾是中华民国主权所辖范围的领土。
1949年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是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确立的法统为自己找到统治台湾地区的合法性依据，如郝柏村所说：我们把这部中华民国宪法完整地带到台湾，这是中华民国能在台彭金马合法生存的法理根据。宪法的合法性来源于制定宪法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5]迄今为止，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地区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已经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它不仅与台湾当局的政治权力的配置与政府机构的运作功效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与台湾地区广大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制定通过这部宪法的中华民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消失，它退踞到中国的台湾地区，并继续以这部宪法对台湾地区进行统治。（第一百三十五条）--第十三章规定：中华民国领土内之土地属于国民全体。1948年3月行宪国大依据宪法第174条第一款修改宪法的程序，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文件《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冻结了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的许多民主权利，扩大总统职权，使宪法确立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难以实现。其基本定位应为中国台湾地区基本法。（第二条）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
2006年在席卷岛内的倒扁风潮中，陈水扁用以对抗倒扁民众和检调单位的一个重要法律武器也是这部宪法的第五十二条有关刑事豁免权的规定。（第九十一条）--第十章详细列举规定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并规定如有未列举事项发生时，其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属于中央，有全省一致之性质者属于省，有一县之性质者属于县，有争议时，由立法院解决之。
[4]此一定位，也表明中央政府承认其为地方当局的法律地位。（第六十四条）--第九章规定：监察院设监察委员，由各省市议会、蒙古西藏地方议会及华侨团体选举之。
三、台湾人民参与制定了1946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在岛内的合法性还在于：它是一部经台湾地区人民参与制定的中国宪法。（文章来源：《闽台区域研究丛刊》第六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
二、中华民国宪法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中华民国宪法是1946年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执意发动内战，国共谈判破裂，中共和各主要民主党派坚决抵制下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制定通过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制定通过时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范围内则失去了合法性。任何法都具有其特定的空间与时间效力范围。1949年2月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这一文件的地域效力仅及于解放区，在大陆全部解放以后，其效力也是及于大陆地区，并未及于台湾地区，其对中华民国宪法予以废除的效力，亦如此。
各省市职业团体代表7名，他们是：洪火炼、陈启清、刘明朝、纪秋水、吴国信、简文发。法的空间效力范围是根据法的制定主体、适用范围等的不同来区分的。
（第一百三十条）并规定：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代表名额及选举，其办法以法律定之。目前台湾当局政治权力的配置、各机构的设立运作、人民基本权利的确认和保障以及发展国民经济的立法原则，均以这部宪法为根本准则。
在两岸和平发展，力图消除政治对立，反对台独的斗争中，应当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予以中华民国宪法以明确的定位。[3]对非法的在国际法上不能承担权利义务的政府根本就不存在政府继承。
这一时期由中华民国政府依据法定程序制定通过的任何法律文件包括宪法性文件，都是行使中国主权的行为，均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在1946年召开制定宪法的国民大会时，台湾已经回归祖国，1946年5月1日，台湾省参议会举行了开幕典礼，参议员30人全体出席，会议请省署转呈中央请将台湾省国民大会代表18人付诸民选。在台湾地区，它是实实在在地被用来规范这一地区的基本社会关系，并提供了社会基本制度的宪法性规范，是台湾地区制定其他法律法规所依据的法源。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权，应受法律之保障与限制。
）注释：[1] 白钢、林广华．论政治的合法性原理[J]．天津社会科学，2004（２）：42-51．[2] 杨丹伟．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J]．江苏社会科学，1999（1）：101-107．[3] 王铁崖主编．国际法[M]．法律出版社，1995．95．[4]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问题[z]．（2000年2月）[5] 苏嘉宏．宪政改革：1949年以后的宪法解释与台湾政治发展[C]．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台湾政治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8月）：238-249[6] 台湾．中央日报．1946－5－3．[7] 刘振铠．中国宪政史话[M]．辑入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八十一辑[M]．台北．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出版，1973．166．[8] 同注[7]：139。尽管这一政权仍然自称为中华民国政府，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地方政权。
但它又是名不副实的，名为中华民国宪法，实为中国台湾地区基本法。1949年迁台的中华民国政府是1948年行宪国大选举产生的，当时是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其管辖领域及于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全部中国领土，1949年由于中国的内战迁至台湾地区。
其三，从法律运行效果和规范社会关系的实际功能来看，这部宪法在台湾地区具有合法性。但是，从法律上看，1946的中华民国政府是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在法律上的合法性是没有问题的。